美国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显示，在过去的一年中，美国大学留学生的新生入学人数下降了72%。

其中，中国留学生数量下降最为明显。

除与美国实施的相关限制政策有关外，疫情暴发后，一些本意赴美留学的中国年轻人也纷纷转变了方向，选择去其他国家，或是国内就业。
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感到，自己的留学背景似乎并不如以前那么好用了，还要面临不断上涨的学费、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疫情、国内激烈的竞争环境等无奈的现实——

“出国留学好几年，回国后发现房价大涨。”

“出国留学好几年，回国后找不到合适的对象。”

“出国留学好几年，回国后发现自己的专业已经不吃香。”

这让不少人心里产生了疑惑，出国留学到底还“香”吗？

“名校生又咋样？”

过去一年对陈小可来说充满了挫折：手握一张世界名校的学位证，找工作却频频碰壁。尽管她已经将预期降得很低，不奢望高薪工作，但意想不到的是，就连合适的工作也如此难找。

2020年初，陈小可还在悉尼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。疫情暴发后，她辗转回国，先是在老家避过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直至盛夏，随后前往上海实习。去年10月，悉尼大学给她寄送了学位证，满打满算下来，自己在澳洲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年。

再看看陈小可的简历，可以说非常出色：国内985本科、悉尼大学硕士、曾在头部券商实习。在上海找工作的一年里，陈小可试遍了所有的渠道：考公务员，应聘大学行政岗、国企以及外企管培生，或熟人介绍，将她的简历发给在企业做高管的老乡，得到的回复却是，条件非常不错，但是专业不对口。

最令她心里难受的是在一次与同龄人的交流中，对方毫不避讳地直言，“名校生又能咋样，还不是要回国‘内卷’。”

马文婧是一名70后，目前在上海一家德资企业工作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全国兴起国际经济、国际贸易专业热，她以高分被西安交通大学国际经济专业录取。毕业后，马文婧工作了几年，又决定到美国读个商科硕士，此时是2002年。

“我们那代人出去单纯就是为了求学，更多是为开拓眼界。”马文婧说，当时留学最大的痛点是申请不到奖学金、签证不给过。为了给家里省点钱，很多留学生还会拼尽全力申请助教职位。

2005年，马文婧回国就业，她首选上海，当时月工资开到了一万多元。“作为70后，我并不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也没有觉得哪个年代的人特别不幸，每个时代生人都有各自的机会和痛点”，“但如果你是在房价涨得最快的那段时间出去，回来后房价已经处在高点，这样沉没成本就有点大了”。

最近两年，在为公司招聘新人时，马文婧发现，有不少留学生都投递了基础岗位，同样竞争该岗位的还有专升本、本科学历的毕业生。她直言，如果自己那时碰到这种就业形势，“实在是太难想象了”。

竞争加剧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赵凤济曾是国家教委(现教育部)派出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，站在特有的年代立场上，他对记者表示，目前留学生不吃香的原因之一是出国门槛大大降低，学生们的能力和水平层次不齐。

马文婧也表示，指望出国留学“镀层金”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

00后留学生刘悠楼，眼下正专注于教育创业项目。她发现，留学生找工作的话，做市场、销售类别的工作门槛很低，而在技术型人才上则更需要专业对口、学术能力很强的学生。

国内某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招聘官Ding Ding(化名)告诉记者，从2020年开始，自己收到的求职简历“画风”就出现了大转变。“以前投简历的学生多是澳洲、加拿大回来的。而一线学校，如英国牛津、剑桥，美国藤校这种不太多，这一类毕业生更愿意去金融、投行这样的地方”。

而现在，Ding Ding能收到很多一线学校学子的求职简历。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份简历是，男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，应聘其公司分析师岗位。Ding Ding表示，分析师在咨询公司属于最基础的工作。

Ding Ding分析，疫情暴发后，很多留学生通过在线授课的方式取得了学位，这也让证书贬值了。虽说上网课也可以学到真才实学，但学生无法真正地经历挫折和成长，而招聘官看重的，正是其留学生活背后折射出的经历。

再者，Ding Ding明显感觉到，国内名校毕业生水平完全不亚于留学生。她的公司在北京、上海、香港都开设了办公点，留学生和国内学生的比例基本达到1:1，在薪资上，两者水平都是一样的。

与此同时，一些房地产中介、保险公司开始将招聘门槛提高。上海中宏保险公司销售主管汪梦向记者展示了团队成员的学历背景：清一色的国内985和欧美名校。

汪梦表示，保险行业并不看重专业背景，更看重应聘者的个人能力，而高薪水也吸引海归人士纷纷入行。

有次她跟同行聚餐，对方毕业于国外一流大学，手机响了，她主动展示给大家看，是月工资到账信息：5万余元。这也让汪梦更加确信，自己从银行跳槽到保险业是正确的抉择。

某保险从业者提供的月工资收入单，该公司目前正以高薪、高价值感为由头大力招募海归。(已隐藏个人信息)

转战欧洲

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(CSET)于今年2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在对华留学生的收紧政策之下，每年1.9万名中国留学生中，大约有3000到5000名会终止学业。美国驻华使领馆于今年5月4日恢复正常签证申请，但从5月到6月中旬，已有500多份签证申请被拒绝。

李翔毕业于哈工大，在获得语言学学位后，他期待到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攻读游戏开发专业硕士，尽管他就读的专业并不是美国人眼中的“敏感学科”，但因母校背景，他的签证申请很快就被使馆打了回来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赴美留学的学生感到恐慌。

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商科专业本科生刘悠楼发现，从去年底开始，很多打算到美国留学的人都转道来了欧洲，大家把疫情和求学当成两码事。欧洲，尤其是英国的名校对留学生依旧散发着吸引力。

在决定自己人生方向上，属于00后的刘悠楼拥有绝对的自主权，她高中就读于武汉一所知名重点高中，刚上高一，刘悠楼就积极参与实践活动，几场商赛(商业模拟挑战赛)下来，她确立了本科就要出国读商科的目标，向家长表达心意后，她得到了充分的支持。

刘悠楼说自己就没过过几天正常的高中生活，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，留学前后的琐事都是自己打理的，从择校、申请到买机票，父母除了出钱，没有过问细节，他们完全信任刘悠楼的能力。多年来，双方都已经习惯了这种亲子关系，“甚至已经到英国待了半年，我妈都不知道我在哪个学校念书”。

“我特别偏科，语文英语可以考很高，但是数学经常不及格。如果在国内高中努力拼三年，或许最终只能上一个普通的985，而且精力都花在题海战术上了。”刘悠楼认为这种投入产出比并不划算。

“但如果留学，在可以上很好的学校的同时，我还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有更多的时间去开拓眼界。”刘悠楼说。而她口中“想做的事”事实上在高中时就已经有所涉猎，即帮助高中生进行教育背景提升(类似于留学申请中介)。

去年7月，刘悠楼申请休学，回国创业，一纸文凭在她眼里没多大分量。她的微信名是YOLO，即“you only live once”(人生只有一次)。刘悠楼认为，在年轻时能接触到的环境，比文凭带给她的东西要多得多。

1995年出生的陈卓出国目的则更“纯粹”一些，他看重人生的眼界和宽度，个人发展也不是高薪和一线城市不可，正因为这种松弛的心态，他选择在26岁时出国读博。

陈卓本科和硕士都在国内双一流大学就读，他是工科生。2019年底，读研二的他申请出国读博，并于今年7月初抵达巴黎。之所以选择在法国读书，是因为在他申请的学校中，法国导师回复的邮件最热情。

这种友好、热情想必也是教育体制的差异所导致。相对而言，法国博士的竞争力不会很大。陈卓表示，自己也着实感受了法国科研圈的“佛系”氛围，每天吃过下午饭后就有保安来实验室“撵”人，这在国内科研圈是无法想象的。

陈卓全然没有毕业后留在法国的想法，法国应届生起薪大概在每月3000欧到4000欧的样子，而巴黎一套20平方米的出租屋月租就达到了950欧，只够应付生活。

陈卓还发现，法国买房可以零首付，只要申请者有正式的工作，银行很愿意放贷。“如果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也许留在巴黎是不错的选择”，只是大部分留学生都没有这种打算。

“现在国内发展已经很快了，不一定需要海归，但绝对需要螺丝钉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螺丝钉的心态，不会觉得读了博士学位就能怎样。”陈卓说。

陈卓宿舍窗户正对巴黎14区的大学城。他的住所处在该市著名景点半径距离5公里范围内。他说自己喜欢这种轻松、简单的环境。

身不由己

“一般只有家长才会考虑留学回报率的问题，学生倒是不怎么想。”周宇在事业单位工作，年近50。几年前，普通家庭收入的她咬紧牙关将儿子小张送出国读书了。小张今年刚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毕业，在经历了残酷的校招后，终于在今年夏天入职华为。

周宇在西南小城生活了一辈子，她曾有机会到北京上大学，但因父亲阻挠，最终只能在家门口一所大学读了中文。这是她一生的遗憾。

自然而然，周宇对教育的期待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。小张从来没有叛逆过，也很孝顺，奈何再怎么努力，学习成绩只能跻身中流，最终只考上了省城三本大学的英语专业。

深知专业“鸡肋”，小张入学不到一年，一家人就产生了紧张感。“如果再不有所行动，那他将来想进普通事业单位都成问题。”不得已之下，他们看上了本科学校的出国项目，两年在本校读，两年在国外读，两边都能拿上学位，是留学中的高性价比之选。

周宇的丈夫在当地的银行系统工作，曾因炒股亏了几十万。戏剧性的是，小张大二那年，又靠长期持有的白马股躺赢了一笔。如果不是股市的这笔热钱，送小张出去就得卖一套房子了。

留学前，周宇跟小张说得很明白：“送你出国一趟，以后给你出首付和彩礼的钱就没了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把送他出去的钱和投资成本挂钩，也对能不能收回成本的论调有些鄙夷。”周宇说。

而全球疫情暴发中断了小张继续读研的计划，他果断回国。“挺好的，(出国)长了很多见识，感觉身边的人都挺优秀的。”在接受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采访时，小张正在东莞参加华为的入职培训，摆在他面前的是更激烈的成人社会竞争。

“看看以前本科的同学们，大部分就业情况都不好。”思及此，小张觉得，无论当初花了多少钱，这一趟值了，不然就是无路可走。

对于“身不由己”，陈小可也深有体会，她的本科同学，很多都是抱着“转专业到临床”的想法，只有这样，才可以扭转人生的路径去当医生，若不成，只能到社区卫生所、卫健委等单位就业，“不是说这样的单位不好，而是说就业选择面实在太窄了”。

陈小可说，公共卫生专业从学制、培养方案上来说和医学生没什么不同，很多同学入学后没有做好思想准备，轮到解剖试验时就磨磨唧唧不敢上台。因为无法转专业，很多同学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，这才是实打实的“身不由己”。

和他们相比，陈小可身上的“对抗性”并不强烈。

“我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，只是觉得有学上，然后毕业后有工作就可以了。”陈小可自称是一个非常平淡的人，对人生的追求也是。她从小是“被迫型学霸”，得有人逼着才行，当年高考是人生的高光时刻。

专业也是随便选的——公共卫生。她还记得那个高考完的盛夏，她和父母坐在桌前，桌子上摊开着择校指导书，他们先按照分数锁定了能上哪些较好的大学，又在那些大学里挑挑拣拣，最后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这也和大多数高考生的择校逻辑一样：大学的排名优于专业。

“当时我爸说没关系，进去了还能再转专业。没成想，我们那届刚好碰上改革，转不了了。”上了学后，眼看着转专业无望，陈小可索性过了两年快乐日子，不是跟舍友出去逛街就是去旅游，直到大三的某一天才突然回过神来，大学生活已经过了一大半了，而她对未来依旧迷茫。

“既然不知道想干什么，那就出国镀个金吧。”陈小可对这个专业说不上喜欢，但也不讨厌，为了图省事儿，就继续申请同专业的硕士，至于为什么没有去英美高校，原因还是为了省事，澳洲的语言要求并不高。

“澳洲本来就处于留学鄙视链底端，说白了，大家都是来拿学位的”。“当地也很欢迎我们这种国际生，既可以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指标，又可以扩充当地财政。”据陈小可观察，其实周围人，包括自己，对于留学这件事想得很明白。

刘悠楼想起一位学妹，当初为了上曼切斯特大学，在专业上做了妥协，最终去到“东亚文化”专业。这个专业非常鸡肋，班上也只有她一张东方面孔。因为涉及很多生僻单词，书念得非常痛苦，也不好就业。一开始是抱着提升自己的想法，但回国后，她发现自己的路越走越窄。

刘悠楼说，错误的决定会让自己在多年后追悔莫及，但年轻的留学生们并不知道将为这个决定付出多少代价。

不过，在Ding Ding看来，专业或许影响并没有那么大，在求职的时候可以去试着寻找更加开放的行业，比如咨询行业，其实并不看重专业，他们更愿意接收个人能力突出的学子，学生也应该多磨练自己的经历，在简历上多几笔加分项。

庆幸

“大家可喜欢看那种留学花了160万，回来月工资4500的故事了。”1995年出生陈杰森说，而他一般会与说这种话的人划清界限。他本科在一所三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就读，后来又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了信息科学的硕士。

这份留学经历让他离开浙江老家在上海落了户。陈杰森觉得目前的生活“还挺舒服的”，之所以这么顺利，也是因为目标明确，选择对了专业，在日后为自己省去太多时间成本。

2019年夏天，华为专门在匹兹堡办了招聘会。陈杰森记得，当时会场人挤人，和国内招聘会没两样，还能看到不少印度裔面孔。他的面试体验不是很好。“感觉面试官好像就是先刷一遍你的简历，然后再根据你学校排名给你划一个薪资的档次，仅此而已”。

受第一印象驱使，陈杰森与华为擦肩而过。之后又在国内猎头的推荐下拿到上海某“大厂”的offer，这份工作对标华为，年薪30多万。

想想当时的本科同学，陈杰森就会产生一种无比庆幸的情绪——他们的工作实在是太普通了，“有在老家的移动公司上班的，也有考公务员的，单位的级别都不是很高”。看着他们，陈杰森会想，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去美国念书，自己又会身在何处？

从法国读博回来的陈卓时常想起父母劝他的话，出去玩几年挺好的，我们也不需要你养老。陈卓有时会想，自己之所以在26岁还敢选择出国留学，这种安全感也许是来自父母的兜底。与那些毕业后还要还助学贷款的国外同学相比，中国孩子真是太幸福了。

“毕竟，大多数中国父母又出留学的钱又给买房的，全世界哪里还有这么好的父母呢。”陈卓感慨道。

应采访对象要求，马文婧、陈杰森、陈小可、周宇、小张、刘悠楼为化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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